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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三的博客

 
 
 

日志

 
 

我的父亲和纪登奎的交往  

2008-12-30 18:55:29|  分类: 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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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和纪登奎的交往

彭反三

 

我的父亲彭晓林在河南工作过多年,父亲工作中交往比较多的河南省的省级领导干部中,可以数到的有吴芝圃、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史向生、王维群等人。其中,纪登奎在离开河南之后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为河南著名的历史人物。父亲和他的交往,从记录历史的角度看,值得一叙。

我的父亲和纪登奎解放前和解放后同在山东和河南工作过多年,他们之间有过不少的交往,提到这些交往,还要从我父亲一九三九年离开延安到山东冀鲁豫边区工作说起。

父亲和纪登奎早在他们来河南工作之前就很熟悉,他们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冀鲁豫边区的山东认识的。对这段历史,我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才知道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站错了队,没有跟随省委主要领导刘建勋、纪登奎一起支持河南的造反派,被打到了。中学生的我在替父亲抄写检查稿的时候,知道了父亲和纪登奎认识的过程。

抗日战争的四十年代初期,父亲在冀鲁豫边区的东阿县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县长兼县武装大队长,纪登奎当时在冀鲁豫边区的一地委任民运部长。记得父亲在检查中曾提到,纪登奎曾到我父亲任县长的县里蹲点,他们曾经一起共事,并彼此熟悉。

这是父亲第一次和纪登奎相识和共事。他们那时是同一级别的干部。纪登奎在我父亲任职的县里蹲点,我父亲说他曾经是纪登奎临时的领导。

在父亲的检查中,他直言不讳地说到了他对纪登奎一惯的印象:精干、头脑灵活、工作能力强。

父亲为什么在检查中提到和纪登奎的关系呢?,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纪登奎是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父亲在文革初期被任命为省委副秘书长,是他的副手,文革中曾短暂共事,在他的领导下负责文革中河南省委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在领导干部表态站队时,他们站在了不同的群众组织一边。纪登奎因为支持造反派而获荣,父亲因为支持保守派而获罪。父亲在检查中提到,纪登奎作为父亲的老相识,曾经劝说父亲和他一起支持造反派,父亲是个书生气较重的知识分子,又长纪登奎十多岁,他认为纪登奎政治上过于精明,自己头脑跟不上他,所以没有听他的,而是循规蹈矩地表态支持了党员比较多的保守派。父亲说,他和纪登奎在文革中并无个人恩怨与矛盾,也没有诚心反对过他。只是对文革的看法和政治上的取向不同罢了,这是后话,下面还要提到。

父亲和纪登奎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离开山东的,又先后来到了河南工作。

父亲到河南工作比较早,一九四七年八月,父亲随刘邓大军的总部从鲁西南出发,南下到了鄂豫交界的大别山区。

南下前,父亲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一专署任秘书主任(也就是秘书长)。当时冀鲁豫行署主任是段君毅(文革前任一机部部长,副主任是贾心斋(解放后曾任河南省政府副主席)。

从南下到河南起,父亲在河南的土地上工作了二十二个年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被借调到水电部工作。一九七一年正式调离,赴蚌埠任新组建的国家治淮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部队在地方的支左干部,安徽省军区的李姓副参谋长)。

建国前,父亲所在的大别山区是卾豫区二地委。当时的中共鄂豫区党委书记是段君毅,区党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是刘子厚,军区司令员是王树声。一九四八年以后,父亲任鄂豫区二专署副专员。当时二分区的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是穰明德(文革前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专员是刘名榜(文革前的河南省监察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是熊作芳(文革前的济南军区副司令)。

父亲和纪登奎第二次共事是在解放初期的治淮工作中。一九五零年秋,父亲由潢川专署副专员的任上,调到省里任治淮总指挥部工程部部长,很快又升任治淮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工程部部长。纪登奎也是在解放大军南下的时候到河南工作的。纪登奎在解放战争后期和解放初期曾任河南鲁山县委书记,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许昌地委书记。这一时期,他们还是同一级别的干部。许昌在淮河流域,是治淮的重点地区之一,淮河上游支流上的大型水库白沙水库就建在许昌地区的境内,纪登奎也曾兼任许昌治淮指挥部的政委。由于治淮工作,这是父亲和纪登奎共事和接触比较多的一个时期。现在我还可以找到他们一起陪同省政府主席兼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总指挥吴芝圃视察治淮工地的工作照片。

父亲第三次和纪登奎共事,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了。

大规模的治淮工作结束之后,父亲一直在水利部门工作。从一九五五年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一直担任省水利厅厅长,一九六一年后还担任河南省农林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这段时间,纪登奎曾在河南多个地方和部门任职,父亲和他没有过多的工作关系。一九六四年,纪登奎升任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河南省委秘书长,他已经成了父亲的上级领导。尽管此时纪登奎已经是父亲的上级领导,由于他不是主管农村工作和农业口的书记,父亲并没有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一时期,纪登奎还曾兼任商丘地委第一书记,商丘和安徽搭界,水利上的纠纷很严重。父亲做为河南省水利厅的厅长,在解决河南和安徽的水利纠纷的工作中,曾协助作为商丘地委书记的纪登奎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父亲正带领水电部组织的淮河规划勘测组在淮河流域进行勘察工作。这次勘察是淮河历史上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勘察。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四个省的水利厅长都参与了这项工作。水利部成立了查勘中心组,由于父亲年长又长期从事淮河的事务,任中心组的组长,这项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于1966年5月被迫中断了。

父亲回到河南后,又继续省水利厅厅长的工作。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荡。

“文化大革命”初期,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调到北京市委工作,省长文敏生接刘建勋任河南省委代理书记,并主持领导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在一次省委的常委会上,文敏生提议父亲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并获得通过和任命。父亲当时已经是省委委员,但是在省委并没有工作职务。这是父亲自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做纯党务的工作。尽管他过去在县委,地委都做过委员或是副书记,在政府部门中也担任党组书记的工作,但是他一直做的都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工作,没有做过纯粹的党务工作。

当时省委的秘书长是纪登奎兼任的,几个老的副秘书长,大都在“文革”初期被打到靠边站了,剩下的只有副秘书长王庭栋(后任山西省顾委委员会主任)。父亲是临危受命,协助省委的日常事务工作。他成了纪登奎的副手,这是父亲第三次和纪登奎共事,并且在他的领导之下工作。

文革中,父亲由于和纪登奎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没有走到一条路上。文革中的河南,由于第一书记刘建勋支持造反派,而带动了很多省级和厅局级的领导干部也随之支持造反派。父亲却没有随大流,他不识时务的支持了保守派,自然而然被打倒了。

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之后,纪登奎做为毛主席的老朋友,政治上开始发达,成为政治局成员,离开河南到中央工作了。

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淮河两次大水,使得淮河的治理迫在眉睫。水利部重新启动治淮规划和查勘的时候,最佳的领导人选仍旧是我的父亲,因为文革开始前,就是他就在牵头从事这一工作,由于文革的原因被迫中断了。但是父亲已经被打倒,要解放出来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长办的林一山和黄委的王化云也都被打倒了,这些当时中国水利上的重量级人物,在那个时候就解放出来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父亲是在一九六九年底就复出工作的,起关键作用的是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是她向河南提出借调父亲到北京水电部工作的,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纪登奎,他当时负责中央的组织工作,也负责河南的工作,父亲的解放没有他的表态是不可能的。纪登奎有治淮的工作经历,对治淮和对父亲都有很深的了解,为治淮的事业解放父亲这样的干部,他应能理解和同意。当然解放父亲这样级别的干部并不需要他职位这么高的人亲自决定,但是,他的态度,对当时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的态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刘建勋是六十年代才到河南工作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和他在不同的地区工作,没有受过他的领导,也没有过共事的经历。如果说刘建勋对我父亲有所了解的话,也是他到河南工作之后。由于各省的第一书记都主管农业,他和父亲才有了一些紧密的工作关系。河南的“七五八”大水之后,刘建勋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过,他到河南工作后,是彭晓林教他如何看河南的地形图和了解河南的水系的。

一九六九年底,文革中对父亲的历史的审查已经搞清楚,父亲是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加入的中国共产党,之后一直在根据地工作,没有历史问题,解放出来工作已经没有了实质性的障碍,唯一的障碍就是文革中站错队的问题。由于父亲解放出来从事的是水利这样的技术性工作,而且要调离河南,父亲在河南文革中站错队的问题政治上影响不大,所以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才对父亲的解放开了绿灯。还有一个河南的历史人物副省长王维群对父亲的解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王维群副省长是结合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干部,还是一九六九年底成立的中央治淮规划小组的副组长,文革前他兼任河南省农林水利委员会的主任,党组书记,父亲是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他们是领导河南农口的正副手的关系,他对父亲也很了解。父亲的解放他也起了正面积极的作用。

父亲第四次和纪登奎的工作交往已经是一九七五年河南“七五八”大水之后。纪登奎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慰问团的团长,直接全面负责水灾的救灾工作。父亲当时是国家治淮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在纪登奎和水利部的领导下负责救灾中一些水利上的技术性工作。大水之后,河南很多地方仍被洪水围困,水势不退,灾民泡在水中。河南省的许多领导焦急如焚,急盼大水退去,将灾民解救出来。纪登奎曾说过,如果不尽快救出泡在水中的灾民,将来要下地狱的。

洪水不退,问题在哪里?中央要求水利部门尽快拿出意见,以便采取措施。河南的水利技术人员经过调查,指出是位于河南省新蔡县班台庄附近洪河分洪道上的班台闸阻水,要求炸掉班台闸,加快洪水的下泄。这个意见只是河南水利部门的意见,要国家治淮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可这个意见要经过慎密的调查研究,因为炸闸是一件大事,水利工程动就上千万上亿的资金,炸闸就意味着将来还要花钱重修,再说,炸闸加快洪水的下泄,就意味着下游的安徽省要承受洪水的破坏和压力,国家治淮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本来就是一个治淮的协调机构,上下游的利益都要兼顾考虑。时间不等人,为尽快搞清洪水不退的真正原因,父亲和水利技术人员多次乘飞机沿河勘察。父亲一生做事谨慎,在是否要炸班台闸的问题上,他有自己多年从事水利工作的经验和自己的判断,他不会人云亦云,但有时也不能直言自己的看法。父亲病重时和我说起的这件事,我体会到了他的左右为难和没有敢于直言后的内疚。

为了决策是否炸掉班台闸,纪登奎需要最后听听我父亲的意见,因为河南的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都是我父亲过去的部下,如果他们的意见一致,炸闸就没有了不同的意见。父亲给我说起过,在河南郑州坐镇指挥救灾的纪登奎,安排了一架救灾专机到北京接我父亲一人到郑州,就是为了问他一句话,是否确是班台闸阻水?父亲对班台闸阻水和是否需要炸掉班台闸是有自己个人的看法的,他可能并不否定班台闸有一定的阻水作用,但对炸掉班台闸是否就可以加快洪水的下泄没有把握,因为班台闸不是土筑的堤坝,炸掉的水泥闸如果不能随水而去,效果会适得其反。父亲告诉我他对纪登奎的提问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说,洪水不退的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纪登奎从我父亲那里没有听到炸闸的反对意见,班台闸很快炸掉了。父亲在病重临终前的谈话,我可以体会出的是,他是不太不赞成炸闸的,但是他没有敢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可以体会他的苦衷,他是安徽人,常年在河南工作,在河南和安徽的水利利益上,他要站在一个公正的位置说话,另外,他是文革中是在河南挨整的人,现在虽然离开了河南,但炸闸或不炸闸涉及河南人民的利益和河南当时领导的救灾责任,他也不敢妄自断言。

父亲和纪登奎最后的交往是他病重住院临终前了。父亲在北京住院后,病情久久不能确诊。钱正英副部长到医院看到父亲病情一日日恶化,很是焦急。因为淮河的许多事务还等着父亲去做。钱正英副部长给负责救灾工作的纪登奎副总理写了报告,纪登奎将报告批到了卫生部,医院组织了专家会诊,父亲的病情很快就确诊了,他患得是脑瘤,如果没有钱部长的报告和纪登奎的批示,父亲病情的确诊还要拖的更久。尽管确诊了可是已经太晚了。水利部的领导将钱部长的报告和纪登奎的批示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病中的父亲对他们的关怀表示了深深的感激。

父亲是比较正统的一代人,同事和领导之间,都保持着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父亲在病中说,纪登奎在中央当上了国家领导人后,父亲在北京也从来没有去拜见过他,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外,他们保持着同志之间平淡的关系。在文革后期父亲解放的事情上和父亲病重诊治的事情上,纪登奎两次帮助了父亲,父亲把这记在了心里,我们子女也把这记在了心里。

纪登奎和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已经成为了历史,历史痕迹将长留在经历过这些历史的人和他们的后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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